《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召请长春真人丘处机圣旨》石碑，成于元代，原镶嵌于山东栖霞太虚宫丘祖殿的墙壁上，现被栖霞文物部门收藏（目前被收藏于山东烟台博物馆新馆，栖霞属于烟台市管辖）。这道圣旨的内容全文也被收录于元朝陶宗仪1366年成书的《南村辍耕录》卷十《丘真人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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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碑采用青花岗岩材质，呈长方形，高48厘米，宽79厘米，厚6厘米，阴刻26行，满行18字，计436字。通篇工刻书成，全文刻录了1219年农历五月一日，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延聘长春真人丘处机所颁圣旨诏书，字迹清晰，保存完好，全文如下：

制曰：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返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竖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弟兄。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之天佑，获承至尊。南连蛮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以来，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犹惧有阙。且夫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践祚以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访闻丘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穷理，道冲德著，怀古君子之肃风，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栖岩谷，藏声隐形。阐祖师之道化，坐致有道之士，云集仙径，莫可称数。自干戈而后，伏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以。岂不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弘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遣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数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游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一，明於诏章，诚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无不庶，亦岂违众生小愿哉！故咨诏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御宝）

《元史·丘处机传》载：“岁乙卯，太祖自乃蛮命近臣札八儿、刘仲禄持诏求之（丘处机）”。札八儿刘仲禄所持之“诏”，正是本诏。其时，元太祖成吉思汗正坐镇乃蛮国（今蒙古境内）攻打花剌子模，而丘处机却远在山东莱州的昊天观。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位向来以马上见赢输的蒙古族帝王不远万里去延聘一位汉族道人呢？

从当时历史大背景来看，元太祖成吉思汗此举表明草原民族对中原文明具有的强烈认同意识。随着金元统治者入主中原，中国北方地区又一次出现了民族融合，在这个过程中，草原民族逐步接触了中原地区的发达文明，并对这种文明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在统治阶级的层面上则表现为对中原文化体系中能够有效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和利益的治理方式包括招贤纳士的用人举措充满热情。诏书中所引用的“渭水同车”（周文王请姜子牙的典故）、“茅庐三顾”（刘备请诸葛亮的典故）等典故，都是中原文化体系中安邦治国的行为典范，当中所涉及的人物都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明君贤臣；甚至诏书中有些词句也很有可能是从涉及这类文化的历史典籍中转录而来的，曾在《后汉书·郎顗传》中读到过这样的句子：“臣闻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陛下践祚以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与本诏书比较，这些词句完全一致。说明他们对中原地区资政类典籍的研读，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对于元太祖成吉思汗来说，这一举措自然有其特殊意义，随着他的西征和南讨，其疆域急剧扩展，所谓“南连蛮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出现了“千载百世以来未之有也”的局面。然而，单一的武力手段只能实现军事层面的占领，并不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秩序，即使其“践祚以来，三九之位，未见其人”，而且相对于统治区内民众在文化心理层面的抵牾和对峙而言，这种武力手段更显得苍白无力。于是便产生了“治平犹惧有阙”的忧患。在这种忧患意识的作用下，他迫切需要一种有着广泛社会基础并能为其统治有效利用的社会意识形态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

长春真人丘处机和他所统领的道教全真道的宗教主张，更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元史·丘处机传》载：“丘处机，登州栖霞人（今山东栖霞），……年十九，师重阳王真人。重阳一见处机，大器之。”丘处机是继王重阳之后的又一位著名的道教全真道领袖。靖康之变后，金统治者入主中原，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汉民族作为大宋王朝的子民，不仅在统治阶层感受到丧权辱国的打击，而且每一位社会成员都陷入了“灭种”的灾难，人们在传统国学下所形成的价值观被游牧民族的铁蹄践踏得支离破碎，心灵上遭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和重创，他们力图寻求一种心灵皈依，以化解心头的郁闷。与这种社会心态相适应，王重阳对道教进行了改革，创立了全真道，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并将“救一切众”和“忠君王”（《重阳真人命关玉锁诀》）结合起来加以宣扬，一种“忠君”和“心性”适应社会的宗教主张应运而生，这就是道教全真道。这种经过改造的道教，在精神上给饱受苦难的大众以一种用忍受痛苦换来摆脱痛苦的安慰，于是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的效果。王重阳所到之处“人如云集”，“闻其风者咸敬”（《重阳全真集·序》）。王重阳死后，他的丘处机成为全真道的扛鼎人物。丘处机面对宋、金、蒙古等政权逐鹿北方，百姓苦不堪言的社会现实，带领继续弘扬门风，反对战乱，济世惠民，其宗教主张大获人心。这使丘处机和全真道在朝野两界都负有盛名，据元人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记载，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丘处机曾受到金世宗三次召见；金宣宗贞佑甲戌年（1214），山东登州、莱州发生农民起义，官府请丘处机出面制止，丘处机应允，结果“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其社会威望之高，由此可见一斑。诏书中所言“先生体真履规”，“道冲德著”等赞词固然不无诚恳，但是丘处机和全真道这种抚众安民的社会功效，才是成吉思汗“仰怀不已”的真正原因。

赘述的是，长春真人丘处机于第二年（1220）春应诏西行，后在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与元太祖成吉思汗相会，阐发治国和养生之道。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就此举对丘处机的民族气节产生疑问和责难，这实在是有失公允的。史料表明，丘处机作为一个道教领袖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劝诫蒙古统治者不可杀戮太重，甚至于力图制止战争。他在西行途中写过一首诗寄给道友，诗中写道：“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性命得消忧”（《长春真人西游记》）。途中遇到窝阔台（成吉思汗之子）的医官郑景贤时，赠诗一首，诗中有“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的句子，再次表明西行目的。另看其讲道内容，也印证了这一目的。《元史·丘处机传》载：“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统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问及为治之方，处机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他的说教，使蒙古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残酷的杀戮政策，这是有史可查的。清朝乾隆皇帝曾为丘处机题写了“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的联子。对于“一言止杀”之说尽管存有争议，但其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主张应予以充分肯定，这是毋庸置疑的。

蒙古帝国版图：（点击图片查看大图）